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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抱怨周围的环境不够清洁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就是该自我要求并立即行动起来的一员。
这件事发生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一个森林野营，那个地方太过原始以至于我几乎觉得我们是第一批拜访它的人类，直到我们发现，就在我们营地的后面有一个大约40平方英尺的露天垃圾堆。肥硕的苍蝇在腐烂的橘子皮上嗡嗡直转，空汤罐锈迹斑斑，旁边散落着一只运动鞋，几个皱巴巴的铝箔卷在废弃的中式包装盒旁闪闪发亮。这里还散发着标志性的恶臭。
我被惊呆了。我的野营伙伴们怎么能这么没有分寸？显然，他们让自己的垃圾成为别人的麻烦，这本没有问题，但是这究竟成了谁的麻烦呢？难道他们以为这是一次特殊的“护林员垃圾之旅”服务？难道会有辆垃圾车按预定从我们未曾注意到的路上出现吗？
这段记忆非常鲜活，因为这是我的童年记忆中，某件确定的事情被揭露为谎言的一个糟糕瞬间。我曾设想大人们关心和尊重野生森林，但是森林中的垃圾堆证明有些人、甚至是那些看起来喜欢野营的人也根本不在乎。这一认识让我感到愤慨和困惑，时至今日都纠结于此。
这一小撮粗心野营者的行为仅仅是我们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行为缩影，在更大层面上说，我们早已习惯如此对待不再需要和不再渴望的东西。我们将垃圾投向垃圾袋、街边的垃圾桶、屋后的垃圾箱或者公寓楼的滑槽，开车扔进当地的垃圾堆亦或是从车窗扔进去，就让它飘落在街面上，然后从此不再想这回事儿。
这样随性的不经考虑，在英语“throw” our garbage “away”（“扔掉”我们的垃圾）的奇怪构造上表露无遗，这是一种既显性又模糊的行为。我们不是“放掉”它（这暗示着保存它）或者“放置”它（这表明小心地处理它）。我们是“扔掉”它，因此把它置于远离我们的地方，置于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远方。在当今的发达国家，“away”（远方）意味着垃圾掩埋场、垃圾回收厂或者焚烧发电厂（一种新型的焚化炉，以前被称作焚毁器，再之前即是我们熟知的火葬场）。
在纽约，“远方”是指这个城市的海岸线，沼泽、溪谷和外围建筑的尽头，或者翻滚的海洋。这些选择使得垃圾远离视线，但是也离我们很近：今天大都市百分之二十的区域，整个曼哈顿下区百分之三十三的地方都建立在填充物之上，而这些填充物大多数是垃圾制成的。就像世界上的许多城市一样，当今的纽约屹立在那些被掩埋的历史之上。
20世纪上半叶，“远方”是指几十个仓促建立的焚化炉和简陋的垃圾掩埋场。他们被罗伯特·莫斯布置妥当，他是这个城市所谓的“建造大师”。这些都是莫斯长期固体垃圾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持续了几十年的光景。当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停止运转时，更大数量的市政垃圾被分流到斯塔顿岛西岸的一个垃圾掩埋场。它1948年建设于一个叫做“弗莱斯科尔斯”的有潮汐涨落的湿地。莫斯承诺它将仅仅使用3年，但是随着垃圾不断增长，它的足迹持续扩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它还是纽约市唯一的垃圾处理场地。这个垃圾掩埋场最终于2001年关闭。如今“哥潭镇”的垃圾远跨俄亥俄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才能到达它的“远方”（这个地方将使未来一代代的考古学家陷入困惑）。
当我离开家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自谋生路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对垃圾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我认为我的问题有些古怪，因为我从未听任何其他人问过这些。直到我搬到纽约市，我就习惯了对自己的冥想保持沉默。因为它们让人发笑；它们让我显得很奇葩。
* * *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着与我相类似的灵魂存在。如果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我肯定要找到他们。一位是艺术家米尔乐·拉德曼·尤克尔斯，她是一个高挑颀长的女人，披肩长发、声调稳重。在她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便努力调和作为母亲的责任和艺术的召唤，可这明显难以调和。维持她孩子的健康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实际上，她意识到，一切维护工作，不管是毫无意识的、单调乏味的、重复累赘的还是必不可少的，都是艺术。
这一发现激励着尤克尔斯发起一个全新的流派。这一流派最初的表现形式是1976年的一场表演，叫做“我每天花一小时进行维护艺术”。以曼哈顿下区的一栋办公楼（同时也是惠特尼博物馆市区分部的所在地）为基地，它涉及了300个洗窗工人、保安、门卫、清洁女工和电梯维修工。尤克尔斯花费数月时间与他们早晚班一起，请他们像平常一样干活，但同时也将他们的劳动设定为一种“一天一小时的艺术”。当他们工作时，她给每一个人拍摄拍立得照片，这些照片告诉她，这些人向她展示的是维护工作还是维护艺术。她给照片做了相应的标记，然后将它们摆在惠特尼展览区里；在她完成这一工程之时，已有720张照片铺满了整面墙。
一则刊载在《村声》杂志上热情洋溢的评论写道：“全世界的家庭主妇们可以欢欣庆祝了！如果尿壶和汤罐都能成为艺术，那么像扫地这样的日常活动又何尝不可呢？”该评论称这个项目有着“真正的灵魂”，并且提出思考，“如果卫生局……可以将常规工作转变为一项概念性的表演，这个城市也许有资格得到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拨款。”
当然，在纽约还有什么更基础的维护工作比得上这座城市自己的市政环卫部门——卫生局呢？
正如尤克尔斯讲述的那样，《村声》杂志的评论引发了一通与卫生局专员的电话，当被询问“想要和一万人一起进行那项艺术吗？” 专员回答道，“我马上就位。”不久之后她就被任命为纽约卫生局的客座艺术家，这个不拿薪水的职位她一直担任至今。
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筹备了一个叫做“触摸卫生”（本刊编者注：也有人译为“触摸环卫”）的作品，这是她在卫生局的处女展。在1979年到1980年的11个月期间，她精心设计了艺术呈现的顺序，从纽约卫生局的垃圾堆到垃圾掩埋场、垃圾焚烧炉、维修点、车站口、午餐间、保洁房、办公室。她跟随环卫工人去每个街区的每个地方，和他们一起走遍了每条线路，待满整个轮班期间或更长时间，日复一日地来来回回。在她的行程中，她与这个城市的每位环卫工人碰面并握手。那时纽约有8500名环卫工，她会对他们一一说，“谢谢你让纽约市保持活力。”
当我了解到尤克尔斯的工作时，我就被深深吸引了。这个女人，不仅仅心系垃圾和拾垃圾的人们，而且将他们的欢喜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她并不是远观这些，而是与他们建立起亲密而私人的关系，这比呼吁关注他们的努力、欢庆他们的劳动更好。早几十年前，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时候，纽约已经正式承认了街道清洁工，甚至为他们欢呼叫好，但是很少有人记得那段历史，这使得尤克尔斯的工作更加超然卓著。当她做着“触摸卫生”展览时，没有其他人为相似的主题忙碌着（之后也极少有人这么做）。
当我尝试弄清楚我应该在生活中做些什么时，尤克尔斯总让我深思良久。
* * *
很少有环卫工人在他们被雇佣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绝大多数工龄足够长到领取退休金的人也没有因公殉职。但是所有人很早就知道，在街上很容易受伤。我认为，最易受伤的不是背部，而是腿部。许多路线要求环卫工人在停着的两辆车之间移动，而那不规则弯曲的车牌边缘可能割破胫骨和小腿。这种伤在环卫工迅速移动时出现得格外频繁，但是即便他小心翼翼地移动，最终也会被刮伤、被卡住、被割伤或者擦伤。垃圾箱边缘会戳住膝关节，撕裂衣服甚至皮肤。玻璃瓶碎片会割断肌腱、撕开韧带和肌肉、留下伤疤。拉直的挂衣钩、截断的易拉罐盖、裸露的钉子、锯齿状的管道能够穿刺、刮碰和削切。皮下注射器的针具一直都让人神经格外紧张，许多环卫工人都经历过等待潜在疾病感染测试结果的苦痛折磨。
除了裂口子、淤青的风险，能转动和弯曲的身体部位也容易受伤。膝盖变得僵硬，旋转肌群和髋关节劳损，脊柱盘脱落，下背运转不灵。只有扭伤过几次才能说服环卫工在蹲、抓、抬、扔垃圾袋，提倒垃圾篮和垃圾箱时必须遵循正确的方法。手套和靴子是必要的保护装备，但是在雨天，当环卫工们穿上橡胶手套时，橡胶会打滑。你可以随便问问曾经在街上工作的环卫工人发生以下窘境的频率有多高——你够到一个湿袋子，把它牢牢抓住，用力一拉，结果手却滑了一下，照着自己的脸砸过去。
合适的手套和靴子能提供一些保护，但是不包括垃圾粉碎机的刀刃碰到坚硬的物体并将它弹射出漏斗的情况。螺栓、螺钉螺丝、塑料瓶、易拉罐、鞋子、食物残渣、床垫弹簧、木质纤维、玻璃碎片都成为了致命的抛射体。环卫工人们时常讲述自己胸部、头部、背部、手臂和腿部被击中的故事。和我在斯坦顿岛一起工作的一个伙计回忆起有一次某人扔过来一个保龄球，当这伙计把球投进垃圾车里、拉动手柄时，球迅速反弹向他，就像子弹从机关炮里弹出来，击中了他的肚子，把他击晕过去。垃圾车的司机，原本以为他的搭档在车后踏板上，没有注意到他不见了，直到从角落里转过身来。当这司机走到车后面找他时，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他失去知觉的身体，因为他坠入了路边的草丛中。
更多有害的危险并不像空中的保龄球那么明显。这些危险影响着肺部、心脏和循环系统。在纽约卫生局所有的设施外都张贴着国家法定工人的安全标识，它基调严肃，但并不能被有效施行：“你有权利知情！你的雇佣者必须告知你工作环境中的健康隐患和有毒物质的风险。去了解所有存在于你工作中的有毒物质。”罗列出暴露在环卫工人面前的所有有毒物质，这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最无法估计的毒物来自垃圾本身。垃圾车的漏斗刀刃常常弹出垃圾袋、抛射出其中的东西。已成粉末状的圣诞树装饰品和圣诞树针、电灯泡碎片、建筑材料垃圾、房屋涂料、几乎凝结成块的烹饪油、浸满尿液的小猫排泄物——可以列举的有一长串——都变成了弹药。粉末状的物质尤其令人不安。一个早上，我们将一个看起来无害的垃圾袋扔进漏斗，当它在刀刃的压力下爆裂开来时，一团深绿的粉末翻滚而来。它妨碍了我们之后每一次将垃圾送入其中的工作。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闻起来有点儿像化学物质，我们确定那不是我们想要吸入的东西。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还是从从事这份工作15年的一个领班那儿听来的，有一次垃圾袋爆炸，他在吸入一股煤烟后几乎要窒息。当他转身逃离，狂吸空气之际，他的搭档不偏不倚地撞向他的肚子，这种飞击式的海姆利克氏操作立刻将他击倒。
当垃圾车刀刃在循环运作时，环卫工人通常不会直接站在车的后方，但是待在车的旁边也总不那么安全。一个下午雷·库尔兹向我展示了他和萨尔制服的背面。它们被一些神秘物质覆盖上了大片污点——他猜测是油——在一辆满载的垃圾车内，某个垃圾袋在粉碎机里被弹开，里面的物质在一股难以预料的弹射力中被压力射出漏斗外，然后淋向他们。
这些污点只是小麻烦，但是它们也不总是良性的。一位斯坦顿岛的环卫工有一天站在垃圾车后，一个违规倾倒的装满下水道污泥的垃圾袋爆炸了，污泥溅满了他的脸和嘴。他几乎死过去，直到三周后才被从医院转送回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能重返工作。另一位斯坦顿岛的环卫工在与他相同的路线上工作时，想走下垃圾车去往路边，但由于转身太快，一个回收罐子上突起的长金属杆子刺穿了他的眼球。还有另一位环卫工失去了左脚的四个趾头，那是在垃圾车向路边移动，而他在车的前轮下滑倒时发生的；也有一位环卫工被漏斗刀刃绞掉了两根手指，那时他的手被系在一捆纸上的绳子给缠住了。
关于受伤，类似的轶事很容易找到；每一个环卫工都有。整个纽约卫生局的工作人员都能向你讲述1996年发生的故事，那时麦克·汉利正和他的搭档在布鲁克林的本森赫斯特社区中的常规路线上工作着。
汉利当时只有23岁，他并没有在意临近第84街新乌特勒支大道上的那只用来收集平常家庭垃圾的、毫无特色的垃圾箱，这里是他当天行程的最后几站之一。这个垃圾箱被放置在离路边较远的地方，所以他和他的搭档都没有注意到它上面的骷髅头——交叉腿骨标志。汉利将它投入漏斗里，当垃圾箱在刀刃的压力下爆裂开时，他转过身远离垃圾车。可是从垃圾箱里喷发出的液体猝不及防地向汉利全身袭来，那是浓度高达70%的氢氟酸。
他的葬礼，有来自纽约市和周边地区的将近2000名环卫人员参加，这成为了电视上的新闻。没有人被控告对他的谋杀。
汉利的死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部分原因是其致死的方式非常可怕。然而在更平凡的场景下，一些经历同样令人心碎。
环卫工人弗兰克·朱斯提克来自“皇后西区一号”，他是一个英俊的黑发男人，他有着和举重运动员一样结实的身材，看上去比41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一部分是由于他的马尾辫，但更重要的是活力和热情使他朝气勃勃。
他在阿斯托里亚的路线工作过，那里的孩子们会特地去找他；朱斯提克给其中一个小孩儿取了个“哈克比”的外号，于是这个小男孩儿每次一看到垃圾车就兴奋地大叫。不仅仅只有孩子这样。当他在自己的路线上认识了一位和他分享摩托车爱好的男子时，朱斯提克给他取别名叫“马龙·白兰度”。那伙计很高兴。
朱斯提克的侠义精神很有名。遍及整个街区的老妇人都能讲述他是怎样搬运她们购买的生活杂物或者帮助她们过马路，老头儿们则谈及他帮着打开难开的门，或者协助他们中的某一位登上陡峭的阶梯，或者将他们后院沉甸甸的垃圾挪到垃圾车上。朱斯提克甚至注意到那些仅仅只能从他们的窗户边观望世界的老人们。他满带笑容地挥手向他们打招呼，于是这些虚弱的老者就像孩子一般地怀着愉悦的期待观望着他。
穿过马路的通勤者们乐意和他打招呼、和他聊天。“我没法儿告诉你为这片区域服务超过40年的任何一位环卫工”，一位住在朱斯提克的路线上的男士说，“但我知道小弗兰克的名字。”
当处理垃圾篮时，朱斯提克不仅仅将篮子里的东西投进垃圾车然后开走，而是审视一下垃圾，比如似乎总是弹到人行道上的压瘪的披萨盒子，以及那些像在雨中遭殃的艺术品一般散落在路边的皱巴巴的伞。
他从不忘携带他的素描本。一天早上和他的伙计在他们最喜欢的咖啡店休息时，他给工作在十字路口的校园交通协管员画了一幅人物素描，然后送给她当作礼物。她把这幅素描裱起来了。他给面包店的老板画素描，那家店是他在点名时间给大伙儿请客吃点心的地方。朱斯提克的所有同事都有他为他们画的图片（“他把我们画得更好看。”一位同事说）。他也通过别的方式和人打交道。“我记得2004年4月刚来垃圾场的时候，”另一位“皇后西区一号”的环卫工回忆道，“第一天我和他一起工作……感觉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一样。”
朱斯提克会把他祖母的草坪修剪齐整，开车送她去每一个医生预约的地方，确保她不会混淆她的药方。无论谁问起他的孩子们，他们总看到他脸上最灿烂的笑容。他随身携带他两个小女儿的照片，当他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她们俩总会围着他的腿紧紧抱住他。他讲述着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一家人享受着想象中的茶话会；他坐在小桌子前，膝盖弯曲折向下巴，然后展示在他小女儿一岁生日时他和女儿们扮成海盗的照片。
朱斯提克不仅仅是被关注的；他是被广泛喜爱的。但是尽管他有活力，尽管他从认识他的人那里赢得了喜爱和尊重，他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2010年1月26日，他正循着平常周二的路线工作着。在阿斯托里亚的蒂特马斯林荫大道和靠近欧神诺地中海餐厅的25号大街的转角处，他倾倒了一个垃圾篮，篮子正在漏斗里轮转，此时一位18岁的司机转向进入这个街区，而他正背对着这条街。这位牵引式拖车司机，被从污秽的挡风玻璃透过来的太阳强光蒙蔽了眼睛，没有意识到他拖车的旋转半径不够宽。
那天早上八点前的几分钟，弗兰克·朱斯提克成为了纽约市八年来第十位因公殉职的环卫工人。
—— 完——
题图为作者罗宾·内葛（Robin Nagle）在收垃圾。本文图片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罗宾·内葛自2006年起，任纽约市清洁部人类学家。她是纽约大学人类学与城市研究的临床教学副教授，负责人文学科与社会思想专业的德雷珀跨学科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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